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时间:2020-08-24 15:52:40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 作者:王晓阳就中国大学精神而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来源。
一流大学建设，要学习借鉴、更要立足本土民族文化推陈出新。
通过传统文化在瘍代的创造性转化，积极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一流大学建设，要学习借鉴、更要立足本土民族文化推陈出新。
通过传统文化在瘍代的创造性转化，积极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201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一致的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应该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不二途径。也是办出中国模式的一流大学的不二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从我国现代大学的缘起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19世纪末学习西方的产物，是舶来品。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他还以懦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中国大学教育所应有的宗旨。可见，就中国大学精神而言，我们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来源。何谓大学精神？有学者指出，大学精神是“髙校为实现其高等教育机构所特有的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而需求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中国大学精神何区别于西方大学精神的不同之处？我国士大夫阶层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近代中国大学是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局面中诞生的，肩负“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这和西方传统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的象牙塔精神是迥然有别的。
坚定文化自信，认清大学使命
一种文化之所以给人自信，是因为它曾经引导人们取得成功，因此也相信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在未来取得成功。我们之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就是因为它维系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无论何时何地，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和责任担当精神都是中国大学应当坚守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精神品格。
文化自信既意味着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意味着在有所坚持的同时，勇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借鉴，改革创新。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西方大学精神积极有益的方面，我们都要虚心学习。只有学习借鉴西方大学精神合理有效的成分，中西融会，我们才能最终超越西方大学模式，在中国独有大学精神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为世界所称道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模式。
因此，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继承和坚守中国大学传统的使命担当意识，也要树立和弘扬为履行大学独特使命所必须的独立与批判精神，会通中西，鱼和熊掌兼得。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无不是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国情和时代需求，获得长足发展的。以德国大学为例，德意志民族素有重视学术，以“思想”为国家重心的文化传统。在以复兴希腊文化为宗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１９世纪初，一大批文化巨匠脱颖而出：洪堡、费希特、康德、施莱尔马赫等，都聚集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他们堪称是德国文化的精华和杰出代表，也是德国文化和学术的髙峰。由于他们领导柏林大学的新风气，使得德国大学“教学与研究结合”的理念和模式得以确立。
继德国大学之后，美国大学一方面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另外一方面也基于自己的文化加以创新。例如当时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方面学习德国的博士教育制度，另外一方面，也加以借鉴创新，与德国大学致力于纯科学研究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应用型学科的发展；与德国大学“师傅带徒弟”的博士生培养方式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建立了批量培养博士的研究生院。
可见，一流大学建设，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另外一方面，更要立足本土民族文化推陈出新，这样的一流大学建设才有生命力。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家萨德勒指出，“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另一颗树上采一些枝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颗茂盛的大树”。
也就是说，我们建一流大学，不能东施效颦，生搬硬套。学习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一定要加以适应性改造。无论是课程体系、管理制度，莫不如此。照搬照抄，一定会水土不服，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厚植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根源
传统文化植根，是中国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归依。国际视野当然要包含外语水平，包含对其它国家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但国际竞争力最终要依靠根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格修养、文化底蕴与创造才能。与英美发达国家人才比，最终能胜过他们的，不是英语说的多流利、了解美国文化多透彻，而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掌握与理解。这样才能形成在国际较量中“人无我有”的竞争力。
很多学生到了异国他乡，都体会到，自己真正在乎的，还是自己的祖国。真正融化在精神血液中的，是从小学会的唐诗宋词，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懦家文化价值观和处世之道。中国知识分子希贤希圣的精神追求，自然散发出中国文化浸润出的“温良恭谦让”的独特君子人格魅力。
因此，我们在强调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外语应用能力、对外国文化了解的同时，应当髙度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化的更深更广的教育。
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如果不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就要研究中国人基于文化传统的独特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比如中国特有的大学观，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当今中国髙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和目标的文化根源，体现了传统文对大学生日新其德、奉献社会的使命担当要求。这与基于主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和大学价值观就有很大分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学者抱负和使命担当意识是远远髙于西方的。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也因此既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也需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西方大学，这样形成的中国大学教育观在境界格局和社会性上是可以髙于西方大学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握住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基础性意义。
基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加拿大著名学者许美德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不同于西方的模式。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市场机制、理性主义和科层体制的社会现代化，是有其局限性的。在实践中也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诸如道德虚无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无情，社会联结或凝聚力日益减弱，社会共同体意识日益趋于消解等等。而中国文化基于懦家传统的仁爱观念、家国情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杜维明先生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照常继续存在，作为积极起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各种特殊形式，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继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形式……亚洲价值观，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也是可普遍适用的现代价值观”。
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同样不能对西方大学制度照搬照抄。基于理性主义的社会分工、职业高度分化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有大局意识、整体观念。基于市场机制的人才竞争、资源竞争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有合作意识、对国家的责任和忠诚的意识。要规避理性主义冷漠无情的一面，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对人本身的关怀。
梁漱溟先生指出，“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色彩”。不计利害在市场经济面前也许显得迂腐，但对于大学尤其相宜。竺可桢先生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可见儒家精神与科学精神还有相契合之处，在今天尤其应该大力提倡。
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王义遒先生认为，“把国家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大学的优点，有时也是一些问题的根源。优点，是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手段，受到普遍重视，一直熏陶着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为重的担当精神；问题，是大学成为依附、从属于政治、经济的工具，失去其独立品格”。
“如何建立一个议论的风尚和规则，是公众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例，可说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可以从开发传统价值和创建现代意识双轨共进的策略获得丰收”。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到现代，对其意义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也需要重新认识，既要有继承弘扬，例如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精神；又要有转变，例如对传统文化观念造成的髙等教育机构和个人依附，独立自主性不够，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彰显不足，都要努力去改变，这样才能真正建成现代化的一流大学。
当然，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宝库中，应当继承弘扬的方面很多，我们不但要继承懦家优秀文化，而且要继承墨家、法家、道家等积极的成分，实现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墨家为例，墨家重视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重视平民教育和科技职业教育的思想，其彰显的平等观念、科学精神、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等理念，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继承和弘扬。
总之，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继承弘扬，有转化和创新，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超越西方大学模式，形成中国模式。无论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制度建设等方面来看，莫不如此。我们固然仍然要学习借鉴西方一流大学的有益办学经验、学习引进先进的科技教育资源，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最终要立足传统文化、立足本土需求，来建设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杨亚辉)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一致的是，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同样应该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办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不二途径。也是办出中国模式的一流大学的不二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五四青年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从我国现代大学的缘起看，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大学是19世纪末学习西方的产物，是舶来品。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他还以懦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来解说中国大学教育所应有的宗旨。可见，就中国大学精神而言，我们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来源。何谓大学精神？有学者指出，大学精神是“髙校为实现其高等教育机构所特有的使命、宗旨、目标和职能而需求的主导意向、价值取向、情绪态度和气质风格”。中国大学精神何区别于西方大学精神的不同之处？我国士大夫阶层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近代中国大学是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局面中诞生的，肩负“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这和西方传统大学与社会保持距离、独善其身的象牙塔精神是迥然有别的。
坚定文化自信，认清大学使命
一种文化之所以给人自信，是因为它曾经引导人们取得成功，因此也相信它将继续引导人们在未来取得成功。我们之所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就是因为它维系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无论何时何地，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和责任担当精神都是中国大学应当坚守的优秀传统和重要精神品格。
文化自信既意味着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意味着在有所坚持的同时，勇于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借鉴，改革创新。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西方大学精神积极有益的方面，我们都要虚心学习。只有学习借鉴西方大学精神合理有效的成分，中西融会，我们才能最终超越西方大学模式，在中国独有大学精神特质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为世界所称道的大学精神和大学模式。
因此，坚持文化自信，我们既要继承和坚守中国大学传统的使命担当意识，也要树立和弘扬为履行大学独特使命所必须的独立与批判精神，会通中西，鱼和熊掌兼得。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贡献。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一流大学的崛起，无不是立足于本国文化传统、国情和时代需求，获得长足发展的。以德国大学为例，德意志民族素有重视学术，以“思想”为国家重心的文化传统。在以复兴希腊文化为宗旨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１９世纪初，一大批文化巨匠脱颖而出：洪堡、费希特、康德、施莱尔马赫等，都聚集到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他们堪称是德国文化的精华和杰出代表，也是德国文化和学术的髙峰。由于他们领导柏林大学的新风气，使得德国大学“教学与研究结合”的理念和模式得以确立。
继德国大学之后，美国大学一方面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另外一方面也基于自己的文化加以创新。例如当时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方面学习德国的博士教育制度，另外一方面，也加以借鉴创新，与德国大学致力于纯科学研究所不同的是，美国大学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应用型学科的发展；与德国大学“师傅带徒弟”的博士生培养方式不同的是，美国大学建立了批量培养博士的研究生院。
可见，一流大学建设，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另外一方面，更要立足本土民族文化推陈出新，这样的一流大学建设才有生命力。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家萨德勒指出，“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另一颗树上采一些枝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颗茂盛的大树”。
也就是说，我们建一流大学，不能东施效颦，生搬硬套。学习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一定要加以适应性改造。无论是课程体系、管理制度，莫不如此。照搬照抄，一定会水土不服，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厚植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根源
传统文化植根，是中国学生国际竞争力的最终归依。国际视野当然要包含外语水平，包含对其它国家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但国际竞争力最终要依靠根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格修养、文化底蕴与创造才能。与英美发达国家人才比，最终能胜过他们的，不是英语说的多流利、了解美国文化多透彻，而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掌握与理解。这样才能形成在国际较量中“人无我有”的竞争力。
很多学生到了异国他乡，都体会到，自己真正在乎的，还是自己的祖国。真正融化在精神血液中的，是从小学会的唐诗宋词，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懦家文化价值观和处世之道。中国知识分子希贤希圣的精神追求，自然散发出中国文化浸润出的“温良恭谦让”的独特君子人格魅力。
因此，我们在强调培养学生国际视野、外语应用能力、对外国文化了解的同时，应当髙度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语言文化的更深更广的教育。
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如果不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就要研究中国人基于文化传统的独特的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比如中国特有的大学观，大学之道，在明明徳，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当今中国髙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和目标的文化根源，体现了传统文对大学生日新其德、奉献社会的使命担当要求。这与基于主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和大学价值观就有很大分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学者抱负和使命担当意识是远远髙于西方的。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价值取向，也因此既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大学，也需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超越西方大学，这样形成的中国大学教育观在境界格局和社会性上是可以髙于西方大学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握住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充分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基础性意义。
基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加拿大著名学者许美德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不同于西方的模式。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市场机制、理性主义和科层体制的社会现代化，是有其局限性的。在实践中也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诸如道德虚无主义、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无情，社会联结或凝聚力日益减弱，社会共同体意识日益趋于消解等等。而中国文化基于懦家传统的仁爱观念、家国情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正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
杜维明先生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传统照常继续存在，作为积极起作用的因素影响着现代化的各种特殊形式，这意味着现代化过程本身继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形式……亚洲价值观，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也是可普遍适用的现代价值观”。
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同样不能对西方大学制度照搬照抄。基于理性主义的社会分工、职业高度分化是必须的，但同时必须有大局意识、整体观念。基于市场机制的人才竞争、资源竞争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有合作意识、对国家的责任和忠诚的意识。要规避理性主义冷漠无情的一面，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对人本身的关怀。
梁漱溟先生指出，“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这是儒家最显著与人不同的态度，并且演成中国人的风尚，为中国文化之特异色彩”。不计利害在市场经济面前也许显得迂腐，但对于大学尤其相宜。竺可桢先生曾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可见儒家精神与科学精神还有相契合之处，在今天尤其应该大力提倡。
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推进一流大学建设
王义遒先生认为，“把国家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大学的优点，有时也是一些问题的根源。优点，是大学成为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手段，受到普遍重视，一直熏陶着中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为重的担当精神；问题，是大学成为依附、从属于政治、经济的工具，失去其独立品格”。
“如何建立一个议论的风尚和规则，是公众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杜维明先生则认为，“以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例，可说明文化中国的精神资源可以从开发传统价值和创建现代意识双轨共进的策略获得丰收”。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到现代，对其意义和发挥作用的条件也需要重新认识，既要有继承弘扬，例如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精神；又要有转变，例如对传统文化观念造成的髙等教育机构和个人依附，独立自主性不够，学术权力、学术自由彰显不足，都要努力去改变，这样才能真正建成现代化的一流大学。
当然，我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宝库中，应当继承弘扬的方面很多，我们不但要继承懦家优秀文化，而且要继承墨家、法家、道家等积极的成分，实现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以墨家为例，墨家重视兼爱、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重视平民教育和科技职业教育的思想，其彰显的平等观念、科学精神、因材施教、知行合一等理念，值得我们下大力气去继承和弘扬。
总之，只有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继承弘扬，有转化和创新，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才能超越西方大学模式，形成中国模式。无论从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制度建设等方面来看，莫不如此。我们固然仍然要学习借鉴西方一流大学的有益办学经验、学习引进先进的科技教育资源，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但最终要立足传统文化、立足本土需求，来建设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作者：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文化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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